2020年8份，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在江蘇、山東檢查土壤污染防治法實施情況。據悉，檢查組深入田間地頭、企業、園區、建設工地，就農用地和建設用地污染防治、土地綜合利用等情況進行實地檢查。

土壤污染防治，在凈土保衛戰“雙90%”目標的刺激下，進入了加速通道。生態環境部、農業農村部聯合召開的推進打贏凈土保衛戰和農業農村污染治理攻堅戰視頻會議就強調，要將措施、責任明確到具體地塊、具體人員，抓好抓實。

進入2020年以來，也能明顯看到與土壤調查評估、土壤檢測監測相關的項目多了起來。這也與我國資金支持力度的加大不無關系。

2019年，中央財政安排土壤污染防治專項資金50億元，相較2018年增長了近43%。2020年2月，財政部發布《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管理辦法》，進一步規范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資金籌集、管理和使用。鼓勵土壤污染防治任務重、具備條件的省設立基金。

目前，我國土壤環境管理“四梁八柱”制度體系基本建立；“一法兩標三部令”土壤污染防治法規標準體系基本建立；我國農用地土壤污染的面積、分布及其對農產品質量的影響基本摸清；初步建成國家土壤環境監測網；各地均已建立土壤污染重點監管單位名錄，大部分省份已建立建設用地土壤污染風險管控和修復名錄；浙江臺州、湖北黃石、湖南常德、廣東韶關、廣西河池、貴州銅仁、雄安新區七個國家土壤污染綜合防治先行區建設有序推進。

即將告別“十三五”，迎來“十四五”，土壤污染防治思路會有什么變化呢？

業內分析，基本原則和方向不會變，比較大的改變應該會是土壤污染防治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的提升。以及，土壤污染防治治理信息化、數據化、智能化、區塊鏈化等，與科技手段融合度的提升。

技術總是在進步的，就這個方面而言，土壤污染防治和土壤修復總體研究方向也將從單一的物理、 化學或生物學過程向著多介質、多界面、多過程耦合模式過渡；從單一污染源分析，向著多源解析的立體化監測體系過渡；從單一技術到耦合技術應用過渡；從單功能目標向多功能目標靶向修復過渡。

簡單說就是，基本都是從簡單向復雜發展，完善土壤污染防治和土壤修復體系。

另外，創新模式也是需要，例如浙江麗水開發區制定并實施了土壤環境“紅、黃、綠牌”警示管理制度，對轄區內的土壤環境重點監管單位實施分級動態管理。同時，環保局還會將警示牌張貼在企業土壤和地下水監測點位圖上，一同接受社會各界監督。

先行示范也會形成標桿效應，如土壤污染治理“柳州模式”——6項工作齊頭并進：重點開展土壤環境質量調查；源頭防控土壤污染風險；對污染地塊實行聯動監管；安全推進污染地塊治理修復；完成市級土壤污染綜合防治專家庫、樣品庫建設；抓機制助推先行區模式建設。

隨著土壤污染防治各項能力的提升，土地健康保障將更加有力。

（手持式土壤重金屬分析儀 ）